阴历
阴历
阴历，在天文学上特指以月球的月相周期（朔望月）为基本单位所制定的历法体系。其历月平均长度约等于一个朔望月，即月球连续两次与太阳会合（从“朔”到“朔”）所经历的时间；其历年则包含十二个这样的历月。
在历法发展史上，为协调阴历的历年与基于地球公转的回归年之间的偏差，并更科学地指导农业生产，中国古代历法逐渐融入了“二十四节气”这一太阳历成分。由此形成的复合历法体系，即现今通常所称的“农历”（亦被称为汉历、夏历等）。尽管民间常将“阴历”与“农历”混用，但二者在学理上存在本质区别：纯阴历仅反映月相变化，而传统农历实为一种阴阳合历——它同时兼顾了月相的朔望周期和太阳的回归年周期，并通过置闰法使二者相协调。
农历在中国历史传承中拥有诸多别称，如“夏历”、“汉历”、“旧历”、“黄历”等，反映了其深厚的文化渊源。
其定月原理基于精确的天文观测：
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称为“白道”，它与地球绕日运行的“黄道”以约5°9′的夹角相交。月球在白道上运行一周（相对于遥远的恒星）所需时间，称为“恒星月”，其长度为27日7小时43分11.5秒。
然而，由于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同时，地球本身也在绕太阳公转，在经历了一个恒星月后，地月系统相对于太阳的位置关系已经改变。因此，月球需要额外的时间才能回到与太阳相同的会合位置（即下一次“朔”）。这个完整的月相周期，即从朔到朔的实际长度，称为“朔望月”，其长度为29日12小时44分2.8秒。农历所采用的一个“月”，正是指这个朔望月。
发展
从历法学史的角度考察，世界各大文明古国，如埃及、巴比伦、印度、希腊、罗马及中国，在其早期阶段均普遍采用纯阴历作为其计时体系。这是因为月相的盈亏朔望周期（即朔望月）天文现象显著，易于观测，故将29或30天定为一月，以十二个月累积为一年，构成了这些文明最初的年历框架。
然而，阴历体系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：一个朔望月平均约为29.53天，而一个回归年（即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周期）约为365.2422天。若以12个朔望月构成阴历元年，则其总长仅约354或355天，与回归年存在近11日的差值。这一误差逐年累积，约十余年后，历法上的月份与实际的寒暑季节便会产生明显的倒置，例如可能出现历法上的六月实际为寒冬，而腊月却处于炎夏的荒谬现象。
随着古代社会农业文明的深化发展，纯阴历无法准确反映季节变化、进而难以有效指导农时的弊端日益凸显。为解决此阴阳历之间的矛盾，古人主要探索出两种调和路径：
其一，是彻底放弃以月相周期为依据的阴历体系，转而完全基于太阳视运动规律制定历法，即以回归年长度为年之基准，将其划分为12个平分的“月”（此月已与朔望月无关），平年365日，并通过闰年366日（如四年一闰）的方式补足差额。此方案为儒略历所采用，并于公元前46年在罗马帝国推行。
其二，则更为精巧，旨在寻求阴阳历之间的周期调和，即通过置闰法，使历法既保留以朔望月为基准的“月”，又能使其年均长度逼近回归年。我国古代所创的**“十九年七闰”法**（载于颛顼历等）即为典范。其原理在于，19个回归年的总天数（约6939.75天）与235个朔望月的总天数（约6939.69天）几乎相等。故在19个阴历年中加入7个闰月，即可使阴阳历在长周期上趋于同步。据天文学史家新城新藏考证，此法在中国春秋时代即已应用，后为颛顼历、太初历、四分历等历代历法所承袭。
尽管如此调和历法避免了冬夏季节的长期颠倒，但其平年354日、闰年384日的安排，仍导致具体日期与节气在短期内存在近一个月的浮动，于农业生产的精细规划而言仍显不足。为弥补此缺陷，至战国末年，二十四节气体系应运而生，作为对太阳视运动位置的精确标定，与阴历月份并行，共同指导农事。此后，为进一步细化气候与物候的变迁节奏，于东汉时期又发展出七十二候，将每个节气划分为三候，使时间节律的刻画更为精微。以上即为中国传统历法体系逐步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脉络。
